文/ 陆湘之

　　2016年，靖州苗学会组织几名学者在靖州三锹乡的苗寨作田野调查时，在皂里寨意外发现了一通颇有文史价值的古碑。该碑的发现，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锹里地区文化教育始于清代中后期的说法，而将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二百余年，碑文为研究锹里苗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佐证。

　　这通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古碑，原立于皂里苗寨水口关山道旁。“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碑被挪作他用，深埋于地底，直到2016年春，被寨中村民发现后，将碑重新移放到寨口公路旁，古碑得以重见天日。

　　碑文节录如下：

　　学堂桥亭碑记

　　盖闻毓秀钟灵者，天地为之。正赖山川而为之。……定龙脉，配风水，作人才，育后秀，岂不赖有人作于期间哉?然而一代之兴，必有一时之振作，此地方之所以隆盛者，正在于兹也!如门首之桥梁□，训童之家塾，尤为所系重焉。且桥创自前人，总属往来之要……至于学馆，而更有关焉!时当盛际，文风日开，所当另立讲堂，则训导有方，人文迭出，则一举两得者，诚有念于斯耳!桥、学馆历百年而将老，则振兴之所不容已耳。兹有□善，上体先世之心，下念儿孙之志……龙胜必钟灵秀之奇，家塾更新，而育后有资，人才。定起英豪之美。今将二竝捐赀在载是焉!以为万年根兴之一助矣!

　　锦邑廪庠膳生员陈朝模儒珍氏题立书

　　(捐资名单略)

　　乾隆贰拾柒年岁次癸未小阳月上干之吉合寨众立

　　碑文简明扼要记载了皂里苗寨杨姓、刘姓、吴姓苗民们修桥筑亭、建学堂之事实。文字虽简短，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除了修桥建亭、培护地方风水、方便行人出入之利等信息外，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莫过于兴汉学、出人才这件事了。

　　包括皂里在内的锹里的苗寨，偏居于崇山竣岭之中，群山阻隔，教化难达，且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苗民们政治地位一直低下。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求得人格地位上的平等和尊严，苗民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发展生产、识文断字、求取功名，才是根本的出路。为此，苗民们前赴后继、沤心沥血作出了不懈的奋斗和努力。

　　皂里苗寨与贵州省锦屏县境毗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贵州联系较为紧密，受其影响也较多。明天顺元年(1457年)设铜鼓卫学。由于经制府州、县和卫所管辖的部分苗族地区、官学及书院的初步兴起，少数苗族子弟也开始接受儒学教育。

　　明代中期后，木商经济在渠江、清水江流域日益兴旺起来，木商经济成为苗寨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山林文书、土地文契、木业经营等成了苗民生活生产中所不可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现实，为了生存和发展，学习汉文化成为锹里各苗寨的紧迫任务，于是，苗民们节衣缩食，将子弟中的俊秀者送出去求学，或者集资延聘塾师教训蒙童，总之，接受汉学教育，成为了一种时尚和生活的必需。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接受教育者毕竟是凤毛麟角，总在极少数。更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不允许生苗区的苗生参加科举考试，读书求取功名之愿望被无情的拒之于门外，直到清康熙四十三年，朝廷才解除此禁。

　　康熙四十三年，贵州巡抚于准以《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为题上疏朝廷，疏中称：“苗民久入版图，苗族宜沾教化，请开上进之途，以宏文教，以变苗俗”。于准建议朝廷“选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学肄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康熙四十四年(1706)朝廷议准：“苗民以民籍应试，各地设立义学，允许苗民子弟入学”。此令一开，有基础、有条件者立即行动起来，兴办私塾，延聘塾师，教训蒙童。经过数十年不懈坚持和努力，边徼苗寨渐次有了朗朗书声，并出现了一批取得秀才身份的功名者。就在这通古碑捐资名单中，一个小小的三四十户人家的皂里苗寨，取得生员功名者就有杨仲召、杨仲元、杨正昌、杨正品、杨仲德、杨再朝等六人。真可谓成绩辉煌，人才济济。

　　读可荣身，耕可致富，耕读之风一直在皂里薪火相传，绵绵不绝，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皂里人一直秉持着耕读的传统，因此皂里也就成为锹里诸寨中书香气、人文气息最深厚村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