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玉萍

　　2016年的一个冬日，东风褪去了凛冽，阳光慵懒地照着。突然之间，一股思乡之情竟油然而生，挥之不去，亦无可奈何，陡寨的一草一木、一墙一砖盘踞心头。踌躇徘徊中走到了汽车站，乘上了开往老家陡寨的公共汽车。

　　陡寨的石阶一如往昔，还是那样又陡又长，由大小不一的青石块横七竖八地铺就而成。一百多级的台阶呈“之”字形爬往山顶，和地面的角度近乎八十度。记得孩提时代，整个寨子里的人畜用水还是人工肩挑，挑水便成了最挑战陡寨媳妇们体力和毅力的活。从河里挑一担水，上到寨子，往往身心俱疲，要在石阶上歇好几回。力气大的，咬紧牙关，一鼓作气上到石阶头才歇气。有使坏的，故意在马路上逗乐子，有人禁不住诱惑，咧开嘴笑了，一笑，浑身一软，力气没了，只好小心翼翼地放下担子，嗔怒道：“你个剁脑壳滴!”然后“哈哈哈”地互相取笑，等闹够了，才挑起沉甸甸的水桶继续艰难的路程。也有的女人，不管下面的人怎么逗，怎么使招，硬是憋着，一口气上到了头，放下担子，反过头来把下面的人捉弄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

　　上完石阶，进入寨口，有一个旧鼓楼。打工热潮席卷陡寨之前，陡寨还是很热闹的。夏天，鼓楼凉风习习，住在鼓楼附近的人，嫌家里不够凉快，一日三餐，捧着饭碗就去了鼓楼。晚上，一个寨子的人都出来歇凉，风带走了陡寨人一天的疲劳，留下满身的清爽，笑声、嬉闹声不绝于耳。天长日久，鼓楼里的石墩圆溜溜，滑腻腻，像一张张光滑可鉴的光盘，映照出陡寨的兴旺与变迁。

　　进入寨子，眼前豁然开朗，一条长长的青石板巷，从寨子中央穿过，将寨子一分为二。陡寨人分布在两边，几乎是一户一个院落，每个院落都很宽敞，院墙大都是用青砖砌成，中间间或夹着些青石块。刚记事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在母亲身后，路过一个院落，母亲在大门口住了脚，叫我喊院子的一个前额梳得溜光，后脑勺上挽着青丝发髻的清瘦老妇人作太婆。太婆是裹小脚的女人，足不出户，很少主动和人搭讪，她活动的天地就是那个半圆形的院落和同她一样古老的木屋子。每次从她家门口路过，都会看到她系着蓝色围裙，踮着三寸金莲，端着簸箕，在屋子和院子间来回穿梭地忙碌着。在我幼小的脑海里，大人们形容的太婆是个留着长指甲的会吃人的“女巫”。但当我第一次叫她太婆的时候，她露出了和蔼可亲的笑脸，往日打着褶皱的脸皮舒展开来，倒像冬日的荷叶，素净，淡雅，余韵缭绕，耐人寻味。而她回复的一声亲切的“满女”，喊得我全身暖烘烘的，完全没有“女巫”的形像。

　　不止太婆喊我作满女，村里的婶婶大娘伯伯什么的，都这么叫。我从外面读书回来，看见我，他们就说：“满女，你回来了?”就像喊自己的小女儿一样自然、亲切。不止对我，村里的长辈们对其他的幺女也会这样。“满女，吃饭了?”“满女，你娘呢?”很少有直接喊名字的。

　　于我而言，乡音悠悠，就像陡寨的巷子，处处隐现着亲切、神秘、厚重的痕迹。解放前，陡寨原本是封闭的，只有那条石阶通往寨子。寨子里的人不但要饱受饥饿之苦，还要堤防土匪的侵袭。某一个深夜，来了一伙土匪，把陡寨里最富有的一户人家的小女儿抢走作了压寨夫人。小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聪明伶俐，夫妻俩悲痛欲绝。痛定思痛后，号召全寨的人，在寨头挖了条小路，通往后山，两条巷道，一条穿插过毗邻陡寨的李家湾，一条的出口则在一片菜园里的墙角边，被一丛杂草掩映着，从李家湾和李家湾外侧的家祠穿过。两条巷子都通往马路。老两口还不放心，又在寨口两侧各自挖了一条小巷道，里侧的一条同样可通往后山，外侧的一条则延伸到寨头，和穿插李家湾的巷子汇合。一听到风吹草动，夫妻俩就带领全寨的人，拎着包袱，分别从各个巷子逃生。有的往后山跑，进了密密的杉树林。有的下了通往马路的巷子，穿过马路，进了对面的大山。几次扑空后，强悍凶残的土匪转移了目标，陡寨的人就这样保全了自己，并扎根了下来，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漫步在青石巷，热切的目光掠过一座座院子，屋檐壁上，鱼尾巴依稀可见(当地风俗：将割下的鱼尾贴到厨房内外的门板和墙壁上)。

　　据说很久以前，陡寨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不孝子孙嗜赌如命，有一回去贵州天柱赌钱，欠下巨债，被贵州人剥光了衣服，还要砍了手指，不孝子孙情急之下，说他老家有一片清水田，上至哪里，下至哪里，面积宽广，可作抵押。贵州人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信以为真，兴冲冲地跟着他来到陡寨。到了陡寨，贵州人方知上了当，这个陡寨人口中的清水田原来是一条河!贵州人气坏了，但为时已晚。到了陡寨的地盘，不肖子孙借助地形趁机逃之夭夭!贵州人气急败坏地说：“这条河从今以后归我贵州人所有，谁要是打了鱼，把最大的鱼脑壳给我送来，否则，我定带人将陡寨闹个鸡犬不宁!”陡寨人自知理亏，作声不得。又转念一想，你不就是要最大的鱼脑壳吗，河你又带不走!自此，陡寨人去河里打了鱼，贵州人只要晓得了信，必带人赶过来，不声不响，剁下最大的鱼脑壳扭头就走。陡寨人也任由他去。有时，就算贵州人不知音信，陡寨人也会自动将最大的鱼脑壳和鱼尾巴剁下来，鱼尾贴在屋壁上，鱼脑壳派人给贵州人送去。

　　陡寨和贵州天柱县竹林乡相隔大约七八公里，那时，竹林是个穷山恶水之地，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那里的女人经常成群结队地进陡寨人的山里砍柴，打猪草。贵州男子更是出了名的彪悍，蛮横。1985年，我跟着大哥他们几个年轻小伙子用墨药去药鱼，分鱼的时候，大哥他们舍不得把最大的鱼脑壳给贵州人送去，正打算回家时，贵州人抄着家伙仿佛从天而降，大哥他们又向来不喜惹事，只好乖乖地进贡。如今，西部大开发，贵州人富裕了，她们不再进陡寨的山，更没有人介意一条清水河的“主权”了。

　　走过石巷，穿过院子，兜兜转转半天，才发觉院落依旧，巷子依旧。

　　太婆早已故去，陡寨人渐渐遗忘了不肖子孙的名字，土匪强盗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压寨夫人的故事也没了延续，院子里，多了一丛丛怒放的黄菊，还有那铺得满院满巷都是的银杏叶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