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是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的组织形式。它的基层组织体系是以家族、村寨分小款、大款，亦以男性为本位并由男系系统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组成，构成一个较为紧密的共同体，它是部落联盟的躯壳。宋时洪迈著《容斋随笔·四笔·渠阳蛮俗》记载：“靖之地，各有门款，门款者，言五籍也。”说明了它有若干个同一父系血缘小家庭组成一个房族，再由若干个房族组成一个家族，往往是一个家族共居一寨。清时徐家轩撰《苗疆闻见录稿》卷下说：“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乎为寨，或二三家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而靖州古锹里24寨和贵州锦屏县的六寨，天柱县的18寨统称48寨，就是这样分为吴、杨、龙、潘、张等大姓家族聚居的村寨。是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反映。

　　“小款”，是以1寨或几个寨子组成，“大款”是在“小款”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个家族自成一寨，公推一名有声望的老人为“寨老”，如果几个家族共聚一寨的“寨老”就在几个家族中推举产生，这些“寨老”就是“款首”。是不拿报酬的公务人员。按照“款”规处理本寨事务；如有外敌侵犯，寨老即敲打铜锣为号令，款丁自备刀枪，立即奔赴指定地点，集合盟誓，前往抵抗。这种统一的行动，称为“聚款”。《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记载：“侗人者，有所争不知诉理，惟宰牲聚众，推年长为所服者，谓之乡公。”乡公即乡老，是对族长、寨老、大小款首、头人的总称。所以侗家有句“古树保村庄，寨老管地方”的成语。《天柱县五区团防志》中有“晃县、芷江、靖县、会同、天柱等地的侗族，曾有‘五

　　溪合款’的记载。靖州锹里“牛筋岭款场”、“岩田款场”至今还遗存有“款碑”。烂泥冲(今名新街)保存的《款词》抄本记载有靖州款组织的分布。

　　明成化十四年(1479)靖州设四款：即大款有婆婆庙款(今坳上乡)、黄潭岩流坪款(今江东乡)、四乡血草坡款(今新厂乡)、铜鼓卫教场坪款(今贵州锦屏县铜鼓)。

　　明万厉四十八年(1602)，黄柏六户设双江鹅凤口款，九坡三排半设岩田款，三锹里牛筋岭设一款。牛筋岭、岩板田“款碑”载有“款约”，这“款约”等于立法，司法一套类民族法律体制。“款碑”是法石，如官府的衙门，枷锁刑具。款组织对内是民众自治的团体，对外带有联盟性质的军事组织司令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长河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五代后梁初，飞山峒酋潘金盛和杨承磊雄居“飞山峒”，以十峒为大款，抗拒楚王马殷，进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杨承磊阵亡，潘金盛在武冈就义。杨承磊族人杨再思为了挽救处于灭亡边缘的“飞山蛮”，以其地附于楚，使其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得以繁衍生息，发展生产，安居乐业。五代之乱，天下多遭涂炭，独诚州兵民屯聚，商贾出入，社会安定。

　　宋代，设置诚州，沅州设官屯兵，布列砦县“募役人，调戎兵，费臣万”，社会矛盾激化，曾使“公私骚然”。于是诚州侗族首领杨晟台于元枯元年(1086)，联盟融州侗族首领粟仁催，合成“大款”，举旗反抗，迫使宋哲宗“掉并屯渠阳至万人，”但也无法平定，只有废砦堡，撒戎兵。(《黎平县民族志》)

　　乾道三年(1167),中洞(今新厂乡下戈村)侗族首领姚民敖，为抗服劳役，不输田赋，“环地百里合为一款”率众起义，杀了靖州屯戎官田琪。(《靖州志》、《宋史蛮夷传》)

　　元末至正六年十月(1346)，靖州零溪(今三桥村)侗族首领吴天保不堪忍受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军事统治，“合大款”起义，先后攻占武岗、黔阳、沅州、溆浦、辰州、靖州、全州等地，震动元廷命湖广，江西两省官军 “进剿” 。(《元史·顺帝纪》)

　　明洪武十一年六月(1878.7.23)潘老乡中兰侗族“铲平王”吴勉反抗“拨军下屯，拨民下寨”的屯田制度，组织六洞大款力量，率领二十余万人马，先后攻下永州、黎平、古州、靖州、零溪等地，在零溪、九里岗交战中，杀死靖州卫指挥过兴父子。

　　清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锹里烂泥冲(今名新街)等寨牛筋岭款丁为求减免田赋，与黎平鬼金山六洞，四脚牛等地侗民在肇洞(今名肇兴)合大款， 和太平天国的大成军配合作战，先后攻占了黎平、平茶所、方家屯、藕团等地。(《靖州志》)

　　民国初年，烂泥冲寨侗民为反抗民族压迫，合款以吴应凤为大王，李氏(杀猪奶奶)为女帅，掀起“赶野猪”的神兵运动，夺回了寨权。

　　民国四年乙卯岁(1915)七月十五日，锹里烂泥冲、潭洞、大溪、高营、塘保、老里、尧管冲七寨在九炉冲界芦笙场合款，众议芦笙歌舞5条，勒碑《流芳千古》，维护芦笙歌舞的正常秩序。如“外来客商贸易，不得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不准私闯，犯者罚款6两6钱。各寨男女，务要心存正道，不得妄行戏豫，犯者罚款9两9钱”。

　　民国25年(1936)3月，牛筋岭大款合款制订《改良风俗》款规，勒碑遵行：“……男女婚姻，必须文明正娶，不须先奸后娶，如违者，公众重罚，并将男女示众；行茶过礼，过门之费，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折洋(银元)8元，中等6元，下等不超过3元。”

　　侗款的独特之点：

　　一、具有广泛性。通过款组织的教育，人们懂得为人要正当行事。惩罚违款规者，以熟猪肉叫“喃宽”即“款肉”，发给各户吃，人人规戒。如乾隆元年(1736)，烂泥冲寨龙起美勾引亮寨司的盗贼入寨，朝藏夜出，偷盗高坡寨张家的耕牛，24寨款众将龙起美在牛筋岭斩首，用火焚烧，抛散骨灰。《直隶靖州志》载：“其款禁皆严，峒无盗贼，”社会风气优良。因此，当人们行 入侗乡山寨时，不必愁没有饭吃和住处。到井边喝水，不愁没有竹勺；盘坡翻坳，不必愁没有板凳歇息，尤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习俗，现在保留此现象。史籍也有记载：“侗区内昔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慨，即今鱼塘之鱼，日夜常悬于村外之禾田，亦无盗窃，盖相习成风”。

　　二、具有民主性。合款时，人人都有发言权，断事悉秉公意，依条款，凭实据，鲜有把持操纵之弊。款首、寨老由群众公选，不脱离生产，不计报酬。

　　三、具有原则性。款规一经议定，勒碑遵行，不得更改，赴汤蹈火也不畏缩，如果是被群众判以极刑的，其家属人也亲自动手照办。

　　四、具有严肃性。执行款规严格，一丝不苟，群众对于款规不敢冒犯，对于款首、寨老敬而生畏。

　　上述特点，一直铭记在人们心里，影响极深。笔者生长在侗乡，工作在侗乡，老一辈的群众，常谈“款”的威严，教育后代遵纪守法。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款” 组织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狭隘性，地域性，行政管理范围没有因需要而发展变化，思想观念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治理的方法粗糙，如实行绑石头溺水之类，手段残酷，不宜传承。家族宗派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浓厚，不利于建设新的社会文明。

　　解放后，各民族一律平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和各种法律颁布之后，“款”组织自行逐渐消失，代之以乡规民约，施之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作者系湖南省侗学协会会员，靖州县86岁退休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