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去已整整三十年了。

　　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娘家，六姊妹中她最小，却被认为最有福气，因为她嫁了个国家干部——我那当中学校长的父亲。

　　父亲和母亲也算得上青梅竹马，小时候同住一条小山冲，经常能碰面。听老辈人讲，父母结合虽是媒婆撮合，却也符合两人心愿。父亲看上母亲的身材高挑、温柔贤惠、聪明能干，母亲看上父亲的身强力壮、知书懂礼、干部身份。结婚后，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但一直恩爱如初，堪称当地模范夫妻。

　　我出生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据说那时候出生的人和接下来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年龄相距一般都在5岁以上。因为当时闹粮荒，大家饿肚子，生育能力几乎消失。我也一样，吃奶吃到5岁多，才有个妹妹出生。听母亲讲，我和妹妹还争过半年奶吃。还听大人讲，虽然大家日子过得苦，但我这个长子却没受过半点罪，不但吃奶吃到6岁，还经常鱼肉山珍不离口，长得胖乎乎。

　　母亲很疼爱我这个长子，我上学前她都是以“大宝”称呼我，只是我成了学生了，再这样叫怕我不好意思，才改称“友伢子”。妹妹之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但我的印象中，母亲对我还是有特别的关照：衣服穿最新的自然不用说，做了好吃的，往往优先考虑我，饭底下压块腊肉或荷包蛋是常有的事。

　　母亲很少打我。但我做了坏事，她也是下得了手的。有两次挨打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是我率领五、六个顽童将本冲大部分村民房屋梁上安放的吉祥物——毛笔和墨块洗劫一空，引起众怒(后来我成为我所在文溪乡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高考走出山村的重点大学学生，有人就说是因为我小时候把人家的镇梁之宝“笔墨”都偷走了，墨水都让我喝了，才有这个奇迹)，结果挨了母亲一顿竹条抽打。还有一次是陶家团三大娘送外就医时死在路上，抬回安葬时按习俗不能再把遗体放回家中，只能连同她坐过的竹椅一起放在村口水塘边的土坪上。三大娘下葬后，那把结实的竹椅一直丢弃在土坪边。一天，我和玩伴玩到土坪上时，觉得竹椅还能用，丢弃实在可惜，于是指挥他们大摇大摆地将其抬到了我家门口。母亲见状，大怒，竹条伺候了几分钟。

　　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经常有奖状拿回家。母亲总会亲自把那些奖状贴到堂屋的墙壁上。她自己读书不多，但时常会给我灌输读书才有出息的道理。

　　小学毕业，我就离开母亲跟随父亲到其管辖的中学读书了。

　　父亲在百里外的坳上中学(管三个乡的片区中学)当校长，我们每年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开学期间，家里的事都是母亲一人承包：出工、种菜、喂猪养鸡、做饭、照顾妹妹弟弟等，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寒暑假，父亲和我唯一能帮上母亲的，就是上山砍砍柴。

　　高中毕业后，16岁的我回乡务了一年半的农。只有这段时间，我和母亲朝夕相处。也只有这段时间，我真正为母亲分了点忧、帮了些忙。

　　1975年7月，我被县氮肥厂招工(亦工亦农性质)，当了一名锅炉工。一年半后，报名应征入伍，成了一名铁道兵战士。当兵三年后，退伍插班复习半年，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尽管这段时间长期远离母亲，但母亲对我每次转型，都给予鼓励支持，并一直默默地关注我的成长进步。她常对我说：“你长大了，在外面好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家里的事不用挂念!”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疼。在乡和县的医院都看过，因医疗条件所限，难以治愈。我上大学后，母亲病情加重，人也变得苍老了许多。令我一生后悔的是，我忽视了母亲的病情，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和班上几个同学留在学校，一边看书学习，一边以 “尊师服务小组”名义不时为老师搬家或搬煤。结果，母亲在这个暑期的一天去世了，享年才44岁。接到电报后赶回家中，母亲已安葬在深山老林之中。母亲生前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人缘极好，她的去世，让全村人都为之悲痛。听说，出殡那天，整条冲的男女老少全都依依不舍地把她送到位于半山腰的墓地。

　　此后，每次回到老家探亲，我便再也看不到母亲熟悉的身影。我只能久久伫立在母亲坟前，寄托无尽的哀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母亲已去世的事实，每当睡梦中出现母亲那清晰的身影时，我便把梦境当成现实，喃喃自语道：“谁说母亲不在了?——那是梦里的事情!其实母亲还活着，她和我们在一起!”

　　梦里醒来，母亲突然间消失，接着便是一阵怅然，美好的事情变成无尽的思念。起初，我不明白怎么老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伟大母亲的母爱所致。是啊，母亲倾其一生，把最美好的年华倾注在相夫教子上，正是这种默默无闻与不计回报的付出，才孕育了那种无法比拟的崇高和伟大。

　　母爱，就像太阳的光辉，会时刻照耀在儿女身上。

　　母亲，做儿子的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靖州籍在穗工作人士，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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