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拽不住地飞逝，转眼又要过年了。我们小时候是小孩子盼过年，大人怕过年，过年就是过钱呢！如今日子虽好了，天天像过年，但过年仍旧是每个人心中最重要的节日，都盼着一家人相聚团年哪！

　　记得去年过年，弟妹们七零八落散在各地，弟弟、弟媳和侄儿们有事耽搁在长沙，说是过年回不来了；二妹一家往东北婆家过年去了；四妹跟妹夫也带着两个外甥女一家子回老家过年去了；父亲也另有打算，剩下母亲、小妹和我，自然没心情回乡下老屋过年了。

　　去年过年，只是我和小妹在年三十上午回去给乡下的老屋贴了春联。记得腊月二十九那天，人在省城的弟弟打电话来提醒，乡下老屋还没贴春联的，叫我一定要抽时间回乡下老屋一趟。我也深以为，虽说不能回乡下老屋过年，但是贴春联、挂灯笼还是不能省的，否则人家会以为老屋没人了。明天就是年三十了，回乡下贴春联、挂灯笼要趁早，今晚就得准备好春联和灯笼才行，冬天冷，街市开得迟，等明天买到春联、灯笼再回乡下，恐怕要忙到下午去了。时间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急急忙忙开车去诚州北路年货一条街，幸好还有几家摊贩在卖春联、灯笼、福字，有一位老先生还在那里挥毫泼墨写春联，真是太好了！怎么说家里也有几位读书人，若买了那些印刷体的招财进宝之类的春联贴在老屋门窗上，未免俗了一点，按照自己的想法请人写几副春联才妥帖。

　　年三十起了个早，打电话叫上小妹一起回乡下给老屋贴春联、挂灯笼。母亲听见了，说这事是早就交代了你们爹去做的，他自打退休之后，每天无所事事，难道这点事都没有做好，还要你们回去一趟吗？打电话问父亲，老屋可曾贴了春联，挂了灯笼？父亲迟疑了一下说，买了一副春联请你们堂兄帮忙贴的，应该贴了吧！小妹说，啧啧！老屋又不是堂兄的，他忙起来还会记得这事？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再说，只贴一副春联，像什么样子！就是堂兄贴了，我们也必须还得回去一趟。听父亲的意思是，老屋常年没有人居住，贴一副春联意思一下就行了。父亲对待老屋态度如此随意敷衍，我们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屋是我们的根啊！老屋是父亲和母亲白手起家，在弟弟出生那一年建的。老屋还不老，却在好些年前就人去楼空了。老屋时常出现在我们的梦里，老屋承载了我们太多难忘的记忆！

　　单说小时候过年，家家户户年前都要杀年猪。尤其，母亲总要喂一头两百多斤的大肥猪等到过小年的时候才杀，父亲喊来亲友、邻居一起围着火塘喝酒、吃泡汤，小孩子们忙着用烤糍粑的铁架子来烤猪肝、或者用白菜叶包着抹了盐的猪肝埋在火堆里烤来吃，火楼里明亮的柴火、氤氲的肉香、爽朗的话语，是多么温暖的过年场景。杀年猪，留足了过年吃的肉，母亲还要灌很多根香肠，又将其余猪肉砍成一条条的肉块，用盐和米酒腌渍几天，和香肠一道挤挤挨挨地挂在火塘上空的木炕架上，邻里乡亲来串门，走进灶屋都要互相说一句，哟！你家过闹热年呀！是啊！瞧一眼炕上挂满的腊肉香肠，似乎来年的好日子也有了底气。

　　跟着是要张罗打糍粑，团寨邻居老小都来互相帮忙，热闹极了。打糍粑是项体力活，父亲和村里健壮的男人们轮番挥舞着长槌有节奏地击打石碓窝里冒着热气的熟糯米团，直到看不见糯米饭粒才撬上宽大厚实的松木案板。这时候，围观看热闹的小孩子们总要嚷嚷着上前趁热扯上一团热乎乎的粑粑，裹上掺了白糖的熟黄豆粉来解馋。母亲和邻居帮忙的女人们则忙着捏出一个个圆粑粑，再抹一点食蜡，压成扁平状。小孩子或者也要挤上前帮倒忙，用小手掌压出大小不一、厚薄不均的形状来。温热的糍粑整齐地摆满案板，末了再压上一块案板。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爹娘抬开案板，一个个白玉般温润的糍粑就变硬成型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里人基本都在家务农，鲜有外出打工的，糍粑是人们上山下田劳动之时带着充饥的主要食物。村里各家过年基本都要打上百斤糯米的糍粑，用立春前的井水将糍粑泡在合抱不住的大瓦坛里，从冬闲到阳春到农忙，慢慢吃。人们外出远山远田去劳动，估计会耽误吃饭，临行便用油锅煎两个糍粑带在身上，或者就带两个生糍粑等劳动之余在田埂或地脚烧一堆野火，将糍粑烤得香喷喷地来吃，若是再拌上一点自家做的霉豆腐，那真是回味无穷。

　　做完糍粑，村人们就开始泡黄豆磨豆腐、炸油豆腐、团猪血丸子了，这些都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传统。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张罗着烧米酒。烧酒的场面比较震撼，两人合抱的酒篜高高架在盛满酒糟的塘锅上，酒篜上又是盛满清水的塘锅，母亲根据经验把控着火候大小，灶火焰焰不断，米酒滴答进酒坛里，都说酒是粮食的精华，但闻起来香、尝一口苦麻醉人。烧米酒那阵仗有点古老神秘，但总不是小孩子感兴趣的。小孩子都是人来疯，喜欢热闹，大年初一起个大早，穿上睡前母亲准备好的新衣，成群结队去团寨里挨家挨户地拜年，收获满口袋的瓜子、花生、糖果子，运气好的还会得到几块钱的压岁钱。小时候的乡村团寨，大人小孩似乎都格外多，鸡鸭猪狗牛也多。每到过年，团寨里总是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小孩子们你追我赶、大人们忙进忙出、来来往往，总是一番热闹忙碌的过年景象。

　　除此之外，过年进城采买年货总是不能少的，这主要是父亲的任务，但有时候母亲也会撇下家务亲自去一趟。记得有一年过年，应该是一九八二年或者八三年，分田到户后家里粮食丰收堆满了两个谷仓，在乡煤矿负责的父亲大约也赚回了不少的钱（后来听母亲透露那时我们家已是万元户），母亲带着我进城办年货，豪气地在农贸市场买了一条最大的鱼回来（我跟母亲在农贸市场里转了一圈，就那条鱼最大，我还小，不认得秤）。大年三十，母亲做出那条鱼来，单只鱼肚里的鱼籽就装了一海碗，我和弟妹都不喜欢吃鱼籽。父亲也进了一趟城，买回了一台四条腿、体型巨大的双卡录音机。隔年过年，父亲又进城买回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过年就开始守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了。父亲过年采买年货，鞭炮、烟花是必不可少的。每年过年，我们家总是比别家鞭炮烟花放得早、放得多、放得热闹。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买回来一种像个地雷形状的烟花，燃放的时候摆错了方向，璀璨的烟火没有升上天，而是在地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好像点了一个炸弹，强烈的光亮把屋前的院坪照得如同白昼，把一屋子大人小孩都吓得心里砰砰直跳，实在是惊险刺激，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大约是从父亲退休那一年过年开始吧，父亲就不太操心过年的事了，准备年货的事就移交给弟弟了。弟弟较之父亲，更加舍得购买烟花爆竹，仿佛是要把旧年的丁点霉运都在除夕的夜晚里燃放掉，在迎新的绚烂烟火、爆竹声声里开启新年的好运程。

　　父亲又是哪一年过年开始不在乡下老屋和儿女们一起守岁迎新年的呢？感觉是很久远了，久远得心里落满了岁月的尘埃。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吧！那一年，父亲跟母亲离了婚。往后每到过年，父亲还是会参与和我们一起吃团年饭，然后急急忙忙地赶那一头的年夜饭。起初那些年，母亲对此颇难释怀，面对早早燃放了大炮、小炮、烟花、爆竹，心急火燎催着开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赶的父亲，总是憋着一肚子的怨气早早独自躺到床上，我们做儿女的也不敢说笑，看春晚是小声且不敢久看的，母亲会烦躁嫌吵。

　　后来，我和弟妹们陆续就业、先后成家，寡居的母亲也从四十多岁熬到了五十多岁，母亲韶华逝去、容颜苍老，渐渐看淡了许多事，转而操心孙辈了。母亲先是一年里农忙时节在老屋居住生活，请人帮忙打理着家门前那三亩多水田，栽秧、薅秧、打谷、收进仓，保障着儿女们的吃饭，其余时间在城里帮衬儿女家事。后来算账种稻成本太高，不如买米吃，加之母亲太劳累，我们就劝她放弃种田了。母亲也在弟弟的劝说下离开了老屋，常年在城里帮着儿女们照看孩子。只在过年前，腊月二十前后吧，母亲就会提前回乡下老屋，洒扫除尘，布置房间，清洁厨房，等着儿女们拖家带口地回老屋过年。我们姊妹对于老屋的感情坚如磐石，但是我们的儿女、母亲的孙辈对于老屋只有短暂的新鲜感，继而就不能适应老屋的居住环境了，说上厕所、洗澡、看电视，诸事都不及城里干净方便，不肯留在老屋多住。起初住过年三十，后来只肯吃完年夜饭，反正各家都有了小车，半个小时的车程，挺方便的，也不能留下母亲一人在老屋守岁。于是，老屋一年比一年寂寞冷清了。

　　日子好了，乡村的年味却是越来越淡了。村子里合家外出打工的多，留在外地过年的也多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团寨里也见不到几多大人小孩，安静极了。只有在团寨道路边开村卫生室的天明哥看见我们回来，走过来搭讪了几句话。团寨里倒是又添了两栋别墅似的小洋楼，我家的木房子老屋被簇新的小洋房衬得灰头土脸、越发陈旧不合时宜了。推开生锈的老屋院门，场院角落里的两棵枝丫黝黑弯曲的柚子树披着一身老绿的叶子，显得老态龙钟了。估计是赶在年前进新屋的族亲借我家老屋院坪办了酒席，地上满是斑斑油腻污迹。小妹穿过堂屋厢房去后院寻扫帚，突然大声喊我去看，原来老屋的地楼板已经塌陷了一大块，老屋在寂寞中迅速地衰老了。

　　老屋的门窗张贴悬挂的还是旧年的风雨漂白的春联和结满灰尘的灯笼，堂兄尚未来贴春联。我们忙乎了一个多小时，大红的春联和灯笼将四排三间的老屋装扮得有了几许过年的喜庆气象。这外表的热闹终究抵不过终年没有人气的孤寂，没有主人在这屋里生火做饭居家过日子、没有小孩子的喧哗、没有鸡鸣狗叫的热闹，老屋仿佛没有灵魂的躯壳，不知道还能走多远！

　　去年过年犹在眼前，今又逢过年了，老屋恐怕是又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