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季。我插队务农的生产队开办了一间“孢行”，自产自销孵化小鸭崽出售，以此增加队里的副业收入。

　　 与此同时，一同下放在山那边燕团大队第一队的父母带来消息，说队上分配的粮食只够吃到五月份，问我能否借到粮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消息如晴天劈雷，使我感到恐慌和焦虑。我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新粮早稻要到七月份才开镰收割，这预示着父母弟妹一家八口将青黄不接短缺两个月的口粮，这对于初来乍到，下放到农村只有一年，人生地不熟的下放户来说将陷入告借无门的困境，更何况同病相怜的农民.知青兄弟那时也并不宽裕，别说找他们相借两个月的粮食，就是请求帮助暂借两天的口粮，他们也爱莫能助拿不出啊！

　　 我心急如焚，正当一筹莫展时，听生产队长说，凡外出销售鸭崽的社员，按生产队最高劳力记工分，每100只小鸭配带二斤大米作鸭饲料。我暗自盘算，每次领300只鸭苗，可得6斤大米，争取在两天内卖完，刚出壳的小鸭头两天不吃食，节约的大米可用于资助父母。

　　 万般无奈之下，我自告奋勇报名去贩小鸭。简要地向贫下中农社员咨询学习饲养照料、贩卖小鸭的基本知识后，我到孢行领取了三百只小鸭崽，用六只扁圆形，形似卡车轮胎的竹笼装着，再到队上预领了一个月的口粮—70斤稻谷，挑送到父母那里。告诉他们这是我一个月的口粮，挑来支援家里。

　　 在即将面临断炊之际，儿子雪中送炭挑来稻谷，母亲喜出望外，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弟妹们也欣喜若狂，齐声欢呼:大哥送米来喽！

　　 母亲喜中有忧轻声问我:”崽呀， 你将下个月的口粮全给了我们，你自己吃什么”？ 我回答: 生产队现在安排我外出抓副业，伙食吃别人的，抓副业挣了钱，也可以买到黒市粮，不要耽心我被饿着。母亲将信将疑，含着眼泪目送我匆匆离家而去。

　　 回到生产队，我带上两件换洗衣裤，及生产队配给的六斤大米，挑着六笼鸭苗准备上路。临行前队长再次交待：“鸭苗卖一块钱三只，最低价一块钱卖四只，死了的砍下鸭脚来报损，亏了要赔。”

　　 我挑着一担鸭苗，每头有三笼，叠起来有三尺高，笼子上盖个大斗笠，免使鸭崽遭日晒雨淋。笼子较大，而我个子矮小，那模样像武大郎挑着烧饼担子，自知形秽觉得好笑，农民兄弟们讪笑着以诧异的目光望着我，戏说我(和担子两头的鸭笼)“三爷崽一样高！”。

　　 古代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拒当彭泽县令，成为千古佳话。如今我为了帮助父母度过难关，竟然为了6斤大米，委曲求全去贩鸭崽，这是我当年胸带大红花，手捧《毛主席去安源》画像，胸怀改天换地豪情壮志，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农村时想象不到的。

　　 为了减少竞争对手，使鸭崽尽快脱手销完，多节约一点大米支援父母，我改变其他贩鸭社员两人一组共同贩鸭的做法，我一人独自行动，象个独行侠走村串户，游走于苗乡侗寨之间高声叫卖。渴了喝一口路边的井水，饿了吃点随身携带的干粮，好似流浪的吉普赛人，走到哪里算哪里，没有固定的行程，只是到了傍晚时候，才开始考虑自己当晚的归宿，刻意选择在有知青点的地方逗留，以谈生意为由，透露自己的知青身份和留宿意图，打听熟人联络感情，一般都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留我住宿、搭伙，运气好时，还能享受免费招待。我也正是仰仗着“天下知青是一家”，依靠知青情结这个底气，才敢独自一人从事贩鸭营生的。当然我也会知恩图报，帮他们挑选鸭苗，以优惠价结算，或挑选几只母鸭崽送给他们饲养。

　　 贩鸭的辛苦劳累算不了什么，孤独、寒酸，日晒雨淋我都能承受，怕的是遇到熟人和遭受白眼，特别是工商局的干部和城里有工作的同学和熟人。因为那个时代个体经商是和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划等号的，为政策和社会舆论所不容。他们开口就问：“你怎么干上了这一行？！”口气带有惊异、怜悯，鄙视和不屑。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我总是将斗笠罩得很低，破帽遮颜不轻意东张西望。也不敢到县城附近的地方叫卖，最多只敢去距县城30华里的横江桥和铺口赶集。卖完鸭崽后遥望县城方向，我的家曾经在渠江河边，那里有许多发小和同学，我想念他们，但又害怕他们看见我这寒酸的模样，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不待眼圈潮湿毅然转身，大步流星匆匆往回赶路五十华里，连亱回到生产队。因为县城早已吊销了我家的户口，父母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全家下放到了农村。县城已经没有我的家！

　　后记: 缺粮危机后由生产队、 大队、公社三级担保，以代替完成交售公粮任务为代价，父亲带领弟弟，翻山越岭40多华里，到毗邻的贵州省黎平县张鲁大队借稻谷200斤获得解决。(按规定张鲁大队公粮送交最近的靖县新厂国家粮库。精明的张鲁人他们将当年应交公粮留到次年青黄不接时，等候缺粮者来借，秋收后要他们将借粮当公粮送交新厂国家粮库，免除了他们的长途送粮之苦，也解决了我家缺粮燃眉之急。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张鲁大队的农友们和批准施行以借代送政策的制定者！)